浙江银行业集体清理坏账
作者:    发布于:2013-07-23 16:51:33    文字:【】【】【

本文原载 2013年7月19日南方周末

  “压力非常大。脑袋都想破了。”丘甲如此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这半年。

  丘甲是一家股份制银行浙江省分行资产保全部老总。过去数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一路上行,这个负责清收、处置不良贷款的部门一直是银行里最清闲的部门。

  但现在丘甲却忙得团团转。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浙江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790亿元,占全国商业银行不良余额的16%。浙江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均为全国最高。在浙江乃至东南沿海地区,资产保全、压降不良眼下成为各家银行工作的关键词。

  国务院在2013年7月5日下发的“金十条”(《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提到,“支持银行开展不良贷款转让,扩大银行不良贷款自主核销权,及时主动消化吸收风险。稳妥有序处置风险,加强疏导,防止因处置不当等引发新的风险。”

  相比十年多前银行业剥离的由大量企业关停并转产生的烂账,这一波不良资产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源于企业过度融资、投资,造成资金链断裂,影响到正常生产。

  “过去是很多企业经营上不行,现在很多企业实体运转可能还是好的。这是不良资产和不良企业的区别。”浙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十多年前曾任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的杨一理说,“如果粗暴处置,企业员工下岗,银行贷款就真正没了。要对这些不良企业区别对待,引入破产保护概念。”

  而这一波不良资产处置的成功与否,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经济狂热之后能否顺利挤掉泡沫,回归常态。

  上升的坏账

  以丘甲及同行们的观察来看,从2012年6月开始,浙江经济开始转向,时至今日仍远未见底。

  丘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各家银行正使尽浑身解数压降不良,但从各大银行浙江省分行数据看,2013年上半年不良贷款余额每月仍在不断新增。

  2013年上半年,丘甲为他所在的银行化解不良贷款约1亿元,但化解的速度显然跟不上新增的速度,很快新的不良又冒头,“涨回去接近1个亿”。

  这意味着什么,他解释道,“就是不断有关注类贷款转化成不良。而各家银行的关注类数据仍然在攀升。”

  近年来,银行的贷款一直遵循5级分类管理制度。5级分类中的“关注类”,就是贷款即将转变为不良的红色信号灯。一旦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的数据上升,外界就会认为这家银行的经营风险开始加剧。

  十年前,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普遍超过20%,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随着银行股改,近十年来,银行业的不良率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在温州地区,这一数据仅为0.37%,是国际公认的良好水平。

  浙江银监局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不良继续双升,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014亿元,比年初增加62.8亿元;不良贷款率1.64%,比年初增加0.04个百分点。

  丘甲所在的银行,尽管不良贷款余额稍有下降,但由于贷款规模收缩,不良率不降反升。

  与他所在的银行类似,不少银行的上级行不断收缩投放在浙江这块过去的信贷“高产田”的资金。据丘甲称,就他所知,浙江省内不少银行的贷款规模都在收缩,浙江省分行的贷存比考核从原来的100%、90%降至70%,甚至50%。

  从银行内部,到当地政府,压降不良的迫切需求与日俱增。

  对不良重灾区温州来说,2013年是政府定义的“坏账核销年”。一个由市政府、银监局、人民银行、法院等召开的联席会议曾提到“今年是金改年,鼓励核销”。市政府的目标是,“努力使不良贷款率在较短时间内,以平稳的方式下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力争不良贷款率控制在2个点左右。”

  政府推动压降不良的决心可见一斑。温州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3年前5个月,温州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68.7亿元。结合5月末不良贷款额277.68亿元测算,不良处置贡献率接近20%。

  在前所未有的处置力度之下,温州不良贷款额、不良率首度实现自2011年温州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连续三月双降。温州银监局数据显示,6月末,该市银行业不良贷款额264.3亿元,环比减少13.38亿元;不良率3.68%,环比下降0.22个百分点。

  继温州之后,浙江经济重镇宁波也出了麻烦。

  一家国有大行宁波分行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3年仅小企业部出现不良贷款的已达七八十户,总额共计约十亿,小企业贷款不良率已达4%左右。“上半年宁波慈溪一大片不良全部冒出来。”上述人士说,“去年年底已经出来很多,但当时都是放新贷款下去救。现在已经救不活了。”

  银行内部压降不良的指标也层层下压。据上述人士透露,当时小企业部测算2013年不良率将会达到6.5%,但“上级行不同意这一指标”,要求定为2012年年初的水平2.8%,“达不到就扣奖金”。

  丘甲作为资产保全部老总,他今年的奖金与化解的不良贷款金额直接挂钩。而领导也一再强调,今年银行利润多寡,很大程度要仰赖资产保全部门的业绩了。

  自力更生完成重组

  在丘甲的不良资产处置的备选清单上,有这样几个选项:现金清收、贷款重组、核销、资产包转让、资产包回购,以及以物抵债。

  现金清收,是最直接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程序起诉企业追收贷款。而现在,浙江不良贷款高发区的法院,案卷正积压成山,案件执行排起长队。

  据浙江省高院统计,2013年以来,浙江法院金融纠纷案件保持上升趋势,新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7721件,上升38.62%;涉案标的228.77亿元,上升95.3%;集中在杭州、宁波、温州、台州的案件占收案的63%。

  丘甲的下属们被分配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点法院的执行人员”。“案件太多,执行的先后顺序差别很大。关系好的插一下队,关系不好的排在后面,等轮到,企业资产可能都转移光了。”丘甲说。

  通过法院追诉过程极为漫长,久的可能长达一年。于是,“自力更生”的贷款重组成为丘甲最主要的手段。

  贷款重组,简单说,就是对借款人、保证人、担保方式、还款期限、利率、还款方式等进行调整。大多数时候,就是把不良贷款平移给担保单位,或者第三方。“这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丘甲说。

  平移,也分等额平移和“扩盘打捞”。

  一位城商行的资产保全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风格激进的银行,经常采用“扩盘打捞”的方式。比如,一笔1000万的不良贷款冒出来后,直接向一些资质比较好、有能力消化的企业发放3000万、4000万的贷款,其中1000万用来覆盖不良,而这些贷款通常采用基准利率或基准利率下浮,并免去一些变相的中间费用。第二次再出问题,3000万贷款变成8000万、1亿。“风险扩盘、授信扩盘,风险越滚越大。”上述人士说。

  这一方案的本质是,由于A企业贷款已出现不良,银行无法直接给A增加授信。于是,贷了一笔钱给B企业,让B帮助A企业偿还贷款。

  这一方案似乎皆大欢喜。对银行来说,尽管牺牲了一些“利息和财务顾问费收入”,但迅速化解了一笔不良贷款;对A来说,这一笔债务包袱落地。

  而B企业看上去平白多增了一笔负债,但自有其如意算盘。如果B是A的担保企业,那么原本需要直接替A代偿1000万。贷款平移后,反而新增2000万以基准利率的授信。不仅多增加一大笔贷款,而且相比平时上浮至少30%的利率以及种类繁多的隐形成本,这部分开支一年能减少100万左右;即使A最终破产,B凭借私下借款协议,也能申报一部分债权,减少部分损失。

  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操作手法,意味着B企业不需要立即承担1000万的代偿义务,通过额度扩增、期限延长、利率下浮,损失将会大为缩窄。信贷泡沫被以较为柔软的方式挤出。

  如果B企业并非A的担保单位,而是本不需要承担代偿责任的第三方企业,“那平移后的贷款就不是2000万,可能就是4000万了。”上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的持续下行,银行和企业的态度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2012年时,银行曾普遍估计2013年经济会见底,因此化解思路和方向跟现在有所不同。2012年很多银行在做的“扩盘打捞”,“今年很多不敢做了”。

  “如果风险再出来,追究责任的时候,扩大风险的责任非常重。造成了他们现在的压力很大,不愿意签字。”丘甲说。

  担保企业的态度也在变化。2012年担保企业通常主动要求平移,后来,等额平移不接受了,必须扩盘。再后来,企业自身消化新增负债的能力随着疲软的宏观经济持续走弱,“担保企业不要贷款平移了,宁可起诉”。

  上述国有大行宁波分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笔逾期贷款即将被计入不良之前,银行通常也会做一些手脚。

  比如,在计入不良贷款的节点之前,他们通常会找到一家与欠息企业并无关联的信贷客户,“放一笔贷款到他户头上,他将这笔钱转给欠息企业还贷”。

  上述人士说,这两家企业私下并不签订借款合同。这样的做法通常针对那些抵押物处置已进入法律程序的贷款,目的是尽量缩短不良贷款暴露的时间。“总行要你压不良,会出现很多不合规操作。等抵押物处置掉,资金回笼就没事,上面不会追究。”

  “化解方法会越来越多,但是执行力会越来越差。”丘甲总结。

  民资介入

  丘甲手中的牌还包括:核销、资产包转让、资产包回购,以及以物抵债。

  资产包回购,就是玩数字游戏——先将不良资产包卖给资产管理公司,等过了年末的不良率考核,再回购。“现在做得不太多,这些资产等待的命运就是核销。”丘甲说。

  以物抵债,抵押物拍卖会有三次机会,一旦最终流拍无人接盘,资产将抵给银行。据丘甲介绍,有些银行已经在直接出租物业,因为现在行情卖不了好价格。

  剩下两种主流的处置方式,便是核销和资产包转让。

  财政部《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对核销流程有严格的规定。上述国有大行宁波分行人士说,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核销进度缓慢,需要层层审批,并进行内部责任认定。2013年上半年,其所在分行仅核销两笔共两千多万、产生于2008年的不良贷款。

  “银行不核销,有自己的理由。当时不良率不高,如果弄得干干净净,第二年压力就大了。今年1%,明年目标就更高。”上述国有大行人士说。但正在上升的数字开始考验银行的底线,“数字太难看了,年底前肯定要处理一批”。

  而不良资产处置最快捷的通道,便是不良资产转让。这一市场一直被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把持。根据现行规定,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不良资产转让必须经由四大AMC完成。

  从未在市级分行层面单独进行过资产转让的上述国有大行宁波分行,已经开始对不良资产进行摸底,“已经报了几个项目给总行,等待审批,10月将邀请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竞标”。

  在杭州,一家全国排名靠前的城商行浙江分行的资产保全部老总也打算通过资产包转让的方式,迅速批量化解一部分不良资产。而过去,他们还从未如此操作过。

  不少市场人士认为,伴随去杠杆与挤泡沫的过程,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市场需求巨大,应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加入。

  事实上,这一变化正在发生。

  几个月前,一则媒体报道称,温州瑞安华峰民间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海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与工行温州分行达成了分别为2.7亿和1亿的不良资产收购协议。

  一位接近工商银行的人士回忆,报道刊发后,“北京总行知道了,法律部门说这个事情有点麻烦”。按照规定,不良资产处置跟民间资本的合作,“不管哪种方式,是不被允许的”。

  “你跟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合作,不良资产卖高了,卖低了,损失多少都没有关系。但跟民资合作,就很难说清,容易涉及国有资产流失。”温州当地一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总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事实上,正是工行温州分行主动找到了当地这两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要求合作。合作方案得到工行浙江省分行的支持。据上述接近工行的人士称,一方面,时值年末,银行有抢时间降不良的需求,另一方面,把资产交给四大AMC处理,打折打得很厉害,而跟民资合作,银行无疑享有更强的定价权。

  一般不良资产包转让时,通常将抵押贷款和难以追回的担保贷款打包后打折出售。而工行的这两笔不良资产由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按照本息全额收购,相应的,这两笔资产全部为抵押贷款。

  据温州瑞安华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董事长翁奕峰介绍,他们收购不良资产的2.7亿元,由股东方瑞安华峰集团出资。实际操作中,民资公司与银行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一纸合同下再附收购清单,但在资产拍卖前,产权仍暂时登记在银行名下。作为对价,工行为两家民资公司的母公司增加授信,并提供优惠利率,还承诺如果最终处置出现亏损,将补偿至保本。

  事情此后出现了转机,总行最终默认了这种合作方式。上述接近工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总行认为,虽然这种合作方式并不符合既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尽可能地保全了银行资产。此后在一次不良贷款处置会议上,工行总行领导曾说,不良资产处置方法是很多的,比如浙江省分行就借用了另外的渠道。

  温州金融办此后召集温州部分金融机构召开了一次现场会,在场的一些股份制银行纷纷表达希望合作的愿望,但最终卡在了总行层面。“他们分行层面都很想做,但是总行明确要求通过四大AMC,总行还没有松口就办不了。”一位当时参与会议的人士回忆说。

  民资管理公司和温州各家银行的沟通未有因此停歇。“温州的企业还没有根本性的好转,那边要处置,这边又冒出来,肯定要把能处置的先处置掉。”海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总经理朱海兵说,法院处置进度漫长,海螺公司2012年底收购的第一笔1亿元不良资产,截至目前处置进度仅为10%,银行等不了。加之集中拍卖,抵押品可能大幅度降价,贬值率高。而且相比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省级办事处,民资对当地有多少资产可以收回更清楚,“他们转让不良资产的需求非常迫切,而我们也希望跟他们合作”。

  此后,华夏银行温州分行与苍南润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达成了1亿元银行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海螺公司则再度收购工商银行8000万不良贷款,与温州银行等的合作仍在商讨中。

  尽管总行层面卡得很死,但地方分行仍在不断探索可能的突破方式。中信银行就曾提出一种解决方案,比如,一套房子的抵押贷款本息为300万,而房子的市场价为450万。由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与债务人签订回购协议,先提供300万代为偿还贷款,房产则过户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名下。半年或9个月后,由债务人回购,若无法回购,则房产交由民资公司处置。

  2013年初,中央曾计划允许各省成立一家国资背景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省内的不良资产收购。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曾希望争取将这家地方版AMC设在温州。据一位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负责人回忆,当时大家反映,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去收购不良资产“名不正、言不顺”。温州市领导的思路是,利用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做通道,将收购来的不良资产分散到各家民资公司。

  这意味着尽管中央允许成立地方版AMC,但不良资产的一级市场仍被国资垄断,民资只能从二级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我认为这样的机制不对。这些不良资产是商业行为形成的,却让财政资金、让纳税人来埋单。财政资金应该更多地用在养老等公共服务上。”温州金融办副主任马兴说,“但是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把能收回的部分有效地转化,能释放多少出来就释放多少出来,这是合理的。”

  “实际上有些资产是很好的,它只是一时资金不能周转。我觉得今后这些管理公司不仅仅是受让不良资产,而是把不良资产拿到以后进行培育、增值。”浙江产权交易所一位高管说,“比如,就像高速路上跑的一辆奔驰车,它的轮胎破了,开不动了。其实换一个轮胎就可以继续走。如果这种时候你把它卖掉了,它原来的价值都消失了。资产管理公司做的事情就是换一个轮胎,它就是让不良资产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市场价值。”

  更多的民间资本正期盼能名正言顺地介入不良资产市场。

  事实上,一家股份制银行温州分行已将当地一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列为战略合作伙伴向上级申报。总行领导在近期一次谈话中提到:第一,国务院最近颁布的“金十条”同意民资介入;第二,从不良资产前期处置情况看,资产都贱卖了,很可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丘甲为化名)

                                                                文章来源: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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